在这次事件中，司广虽然前期有失误，但是后期的处置毫无问题，谁也没有要责备他的意思，可是他却自责不已，始终认为是自己批准了谢阿大召开大会，才导致了后来的一系列悲剧，如果当初他不是先入为主，而是及时认清了械斗的实质，事情就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　　这话也对也不对。

　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及时认清了械斗的实质，而在于他没把一碗水端平，先是草率地支持了耕户一方，之后又突然改变态度，自然会引发不满和抵触，被人利用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
　　但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司广主张严厉镇压，不仅要将谢阿大及其党羽锁拿问罪，也不仅要将围攻捕快的暴徒绳之以法，还要对事件的所有参与者进行打击，任凭欧阳阙如和王典、刘苏怎样劝说不要扩大事态，他就是不肯改变主张，不仅不改变主张，而且还对外大肆宣扬，“以便起到震慑作用”，结果震慑作用没起到，反而引发了民众冲击警局事件，要不是防军及时出动，驱散了人群，司广就要被他们揪出去斗批了。

　　谢阿大发明了个新名词，把这次冲击事件叫做“民众正义行动”，这把欧阳阙如气了个半死，却让司广更有理了，刘苏也改变了态度，开始支持严厉镇压，王典同样气得够呛，既生司广不压事的气，也生暴民太嚣张的气，但却因为负有“保持中立，只准自卫”的军令，没采取实际行动。

　　军队的克制给了谢阿大更大的胆量，他又接连召开了几次……

　　……保靖县彻底瘫痪，所有衙门全都失去了功能，别说是欧阳阙如和怀化郡郡守刘苏，就连从长沙赶来平息事端的警部侍郎吕升、都知院长史蔡仕、宣承司员外郎姚通方也全都傻了眼，不知道这个打着拥护皇帝英明方针旗号的“保靖事件”应该怎样平息，只能分别给长沙写题本，报告这里的情况，请求皇帝圣裁。

　　而跟随刘苏一起来到保靖的怀化郡监察使邹应麟，则在连篇累牍地上弹章——不仅把现在正在保靖的全部官员都给参了，就连乾州牧夏之弼、花垣令裴钦也没放过——他一点也没想过，如果皇帝其实是支持反造派的，他会是什么下场。

　　（以上是第三四四章的开头和结尾部分，并不是我没写）

　　弹章送到长沙的时候，李自成正在处理降将王复远所引发的风波。

　　王复远原来也是大顺将领，去年“欲取南京，水陆并进”的时候，率部在江北进行策应，九江败后与主力隔绝，独自在江北坚持了三个月，后来听到李自成的死讯，感到大势已去，无奈之下率部接受了郝效忠的招降。

　　所以他应该算是叛将，可是如今却又临阵倒戈，直接导致了郝效忠所部就歼、郝效忠本人马蹶授首，又算是反正有功，刘芳亮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置他，为谨慎起见，把他送来了长沙。

　　李自成对此倒是早有考量。

　　他认为，宁死不降的文武官员固然值得信任和褒奖，但对陷入困境，被迫降清之人也不宜过于苛责，应该给他们出路，以免他们禽困覆车，成为最坚定的反顺者，只有对郑四维、姜瓖、王得仁这种杀害主将的叛逆，才应当给予无情的打击。

　　所以李自成赦免了王复远，对他抚慰有加，任命他为兵部训导司郎中，位列现任郎中曹怀玉之下，主要负责招降和他有着同样经历的其他文武官员。

　　王复远自然是感激涕零，大臣们却意见不一，有人认为这对忠贞之士不公平，有人则认为这是分化瓦解敌人的英明之举，朝中争吵不休，搞得李自成很头疼。

　　他不可能下一道旨意禁止争论，这就像厉王止谤，其实是掩耳盗铃，而且这对忠贞之士确实有所不公，如果没有个说法，那么以后有样学样，人人都在危急时刻叛变，等到形势好了再反正，投机取巧，反复横跳，那还了得？

　　可是他没有过硬的理由说服众臣，只能在王复远的反正之功上做做文章，思考再三，传来兵部侍郎黎志升，说道：“王复远曾经叛降清虏，这是罪过无疑，但他又有反正之功，同样不能抹杀，否则以后谁还敢反正？困兽犹斗，这种陷入绝望、没有退路的人最凶顽，剿灭他们需要付出一倍甚至几倍的代价，智者理当避免，子方（黎志升字）你认为呢？”

　　黎志升本是明朝山西督学参议，降顺后一直不离不弃，堪称忠心耿耿，闻言说道：“归顺我朝之人多是慕义向善的忠贞之士，但也不乏望风梯荣，唯利是趋之徒，自然会在顺境之中来，逆境之中去，臣为之不齿。陛下所言固然有理，困兽犹斗，确实剿灭不易，但是臣认为，陛下处理牛逆一案时‘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’的旨意，恰可对付困兽犹斗——他便是斗，没了爪牙，斗有何惧？”

　　李自成暗暗赞许，笑道：“子方所言甚合朕心，但是像王复远这样已经立功在先之人，又当如何处置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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