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建康城中，百姓单购一家所用柴薪，一年便须用钱千文上下，外加朝廷各色赋役，生活自然困苦。

　　后来梁武帝萧衍为解决铜钱不足，钱贵物贱的问题，又发行铁钱，结果导致货币信用大坏，铜钱愈发昂贵，百姓生活成本愈加高昂。

　　萧衍却不明此理，甚至还为自己的“金融创新”沾沾自喜。

　　可叹后来侯景八千渡江，围台城时大得贫弱之人响应，一夕之间众至十万。

　　萧衍便就这样死于这座自己造就的火山的爆发，亦说得上是死得其所了。

　　再说回那樵采之事。

　　侯景乱后，建康人口暴减，所需薪柴同样大减。

　　十数年过去，至陈伯宗即位初时，建康左右的林木资源已得到了明显的恢复。

　　文帝天嘉年时，百姓甚至只需出城七、八里，便能采得足够柴薪，建康樵夫几乎绝迹。

　　不过最近四、五年来，江南承平，各地移居建康的商民益多，建康城中的薪柴价格又开始节节攀高了。

　　现今民间虽还未传怨声，陈伯宗既欲以建康长久为都，却也不得不早些为此事寻得解法。

　　而寿阳的煤矿，便是他的答案。

　　思及此处，陈伯宗忽然问旁侧的宗元饶道。

　　“宗卿前时上书，欲官办炭窑，掘此地石炭，供寿州用火及左右民户制瓷所用薪柴。”

　　“以卿思之，此事一岁当用工几何？又当贩售石炭几何？”

　　宗元饶也是个干吏，早在先前做了些准备，便道。

　　“寿阳城中有民三万，每岁用柴薪可三千万斤，以三分之一易为石炭，而石炭之火一能当二，则每岁需用石炭五百万斤。”

　　“而左右制瓷民户，粗计每岁亦需用石炭数十万斤。”

　　“且以六百万斤为论，我雇一工掘石炭，月给工费五百文，一岁即六千文。”

　　“所雇之工以此费用，可养家口二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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